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，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仅有被告人上诉的，不得加重刑罚，只有检察机关在提出加重抗诉的意见时才作为例外。目的是在保证上诉救济权的有效行使。

　　实体正义只有放在程序的框架下去追寻，才具有稳定性，才能避免人为的随意性，才能确保真正的公正。

　　我们只相信规则，只有通过规则正义才能被看见。只有遵守规则人们才会信仰法治，只有通过规则的博弈才能完善法律的秩序，才能保证法治是在轨道上行驶，也只有遵循规则才能区分人治和法治。

　　自抓自审、自诉自审，就会成为纠问制的县老爷，既做运动员、又做裁判员，这就会从根本上否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。那时候辩护权、程序保障也就无从谈起。

　　上诉人上诉，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加重刑罚的立场，这个时候加重刑罚就不是在代行控方的职责，而只是对控方意见的采纳，仍然是一种居中裁判。

　　但是如果检察机关抗诉也认为一审量刑过重，与上诉人立场一样了，这个时候法院就不能加重刑罚。因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控方立场，如果法院秉持了控方立场，又居中裁判就违背了中立性原则。

　　自己提出了加重的立场，又自己表示同意。无异于混淆了控审界限，也让辩护权形同虚设。因此这是实质的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。

　　法官代行检察官的职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不可碰触的红线。因为这不是在破坏了一个原则，这是颠覆整个现代司法制度的根基。

　　刑事诉讼法明确强调发回重审也不能加重刑罚，就是在传达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就是这个强调这条原则的绝对性。

　　此前就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发回重审加重刑罚的方式，解决认罪认罚无理上诉的问题。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观点，实践中就有人这么干，在仅有被告人上诉人的情况下，通过发回重审的方式已经加重了刑罚，目前已经发出了纠正审理违法通知书。

　　上诉碰到检察官没什么，因为如果检察机关当初没有抗诉，二审检察机关也不能提出加重的意见。即使检察机关抗诉了，提出了加重的意见，还可以进行辩护，法院未必会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。

　　但是如果提出加重意见的是法官，那还辩护什么呢，那就一定会被加重刑罚，这就是一个确定性的风险。

　　失去程序内的纠错机会，就会加剧程序外的权利主张，比如或者暴力事件，憋到一定程度就已经不在意你加不加刑了，但积怨一旦形成也就很难化解，即使解决了，也会减损司法机关的公信力。因为这是一个迟到的正义。

　　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报警机制。如果没有上诉，上级法院也不知道哪个案件会有问题。上诉你才知道，不上诉怎么知道呢，不敢上诉的话怎么才能知道呢？

　　那就只能铸成大错才知道。为什么很多小案子申诉到了两高都变得大案子了，那就是积累性损害造成的。

　　因为，案件的谁对谁错，有时候是说不清的，因为对事实的认知存在弹性，不容易把握。实体问题很滑，很容易在分歧之间溜出指间。变得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才更加关心程序问题，因为程序更加刚性，研究怎么处理不违反规则、怎么处理最有利于防止偏私才更实际、也更有意义。

　　就像切蛋糕的问题，不是费尽心思的考虑让谁切。那样就完全寄托于一个人的人性，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而且每一次都要重新考虑，这样效率会很低。

　　比如说转到谁哪谁自己拿啊，一边说一边把盘子转出去，因为切的人最了解大小，他会迅速挑选出最大的，或者把相对最大的拿走，然后别人再接着挑。

　　通过声称转到哪随机分的方式，好像也很公平，其实变成了自己第一个拿，或者与第二个人同时拿，比如在旁边的人开始挑的时候，自己也趁机把自己选好的拿过来。

　　这个过程，大家可能也都没注意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专注于等待盘子的转过来的那一刻。这就是叫掩人耳目。

　　通过抛出一个随机的方式，掩盖了自己先拿的事实。通过貌似合法的外衣，掩盖一个违法的事实。这才真正可怕的，也是最需要警惕的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才有严格的落实程序，公正才会变得有希望。只要违反了程序，公正的结果就变得具有极大不确定性。